1933年，西方世界仍處于經濟、政治危機中，社會矛盾日益激化，亟須外侵以轉移矛盾。不少西方國家企圖將法西斯之火引向共產主義，此舉助長了法西斯主義的氣焰。

這一年，納粹黨魁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加緊了法西斯獨裁統(tǒng)治。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國主義開始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攻入山海關，覬覦華北。

這一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繼續(xù)在內部派系斗爭和軍閥混戰(zhàn)中焦頭爛額，置民族危亡于不顧，打著“圍剿”消滅紅軍的如意算盤，對日本的侵略實行不抵抗政策。

這一年，中國共產黨還在內外壓力的困境中步履維艱、上下求索。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被迫遷入江西瑞金；毛澤東離開了紅軍領導崗位；“左”傾思想仍在黨內占據上風；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共產黨的革命事業(yè)遭受了巨大挫折。是照搬蘇聯(lián)經驗還是認清自身形勢？是攻打城市還是積極防御尋求外圍突破？是尋求國共合作還是對抗到底？是延續(xù)“左”傾路線還是勇于開展自我革命？1933年的抉擇，將決定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存亡和歷史走向。

1933年，日本帝國主義繼續(xù)擴大對華侵略：１月初日軍攻占了華北與東北的交通咽喉山海關，2月下旬日軍及偽軍10余萬人分三路向熱河進犯，3月初熱河全縣淪陷。日軍占領熱河后，迅即南下向長城線上的軍事要隘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地進犯，京津危險在即。盡管國民黨軍隊中的愛國官兵奮起抵抗、請纓殺敵，但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下陷入孤戰(zhàn)無援，華北局勢進一步惡化。

此時，中日民族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當務之急。如何科學地估計這一形勢，并制定正確的路線政策，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重大歷史任務。以中共中央名義發(fā)出的“一二六指示信”指出：“在滿洲群眾運動現(xiàn)在發(fā)展的階段上，我們總策略方針，是一方面盡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計算到特殊的環(huán)境）反帝統(tǒng)一戰(zhàn)線來聚集和聯(lián)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靠的動搖的力量，共同的與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斗爭。”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已經率先意識到“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之要，朝著建立全民族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邁進了一步。

興衰在即，危難當頭，共產黨吸引了志同道合的盟友。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在全國抗日浪潮的影響下，5月26日，中共黨員吉鴻昌聯(lián)合愛國將領馮玉祥等人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馮玉祥任總司令，主張與共產黨聯(lián)合抗日，收復失地。中國共產黨當即成立張家口特委，以支持同盟軍，并在同盟軍內成立前線工作委員會，正式建立黨的基層組織，進行了積極的抗日宣傳和組織工作。順應大勢的抗日同盟軍也得到了全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援，隊伍很快由數(shù)千人發(fā)展到10萬多人。6月起，同盟軍連續(xù)收復多倫、康保、寶昌、沽源等四座縣城，乘勝收復察哈爾省全部失地，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為之振奮。但由于遭到日蔣夾擊，同盟軍處境日益艱難。8月，馮玉祥撤銷同盟軍總部，離開張家口。10月16日，成立僅143天的同盟軍徹底失敗。

這次中國共產黨聯(lián)合愛國將領的抗日壯舉雖歸于失敗，但對于推進全國抗日民主浪潮，促進部分進步人士同共產黨人合作抗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共產黨人不斷認識到，在抗日已經開始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時，不管哪個階層、派別、集團、個人，只要主張抗日，反對不抵抗主義，就是傾向于革命的、有利于革命的，就應當成為共產黨爭取和團結的力量。

事實上，九一八事變后，中共臨時中央如果能夠正確認識國內階級關系狀況，利用全國性群眾抗日救亡運動的契機，制定正確的戰(zhàn)略策略，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就能夠有效推動以抗日戰(zhàn)爭為中心的中國革命事業(yè)的發(fā)展。但當時的中央領導者未能適應形勢發(fā)展的需要，推行了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錯誤方針，不能正確認識國內階級關系發(fā)生的深刻變化，不能正確看待國民黨內愿意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力量，甚至認為抗日同盟軍首領馮玉祥與國民黨新軍閥“根本沒有區(qū)別”，而同盟軍內的共產黨員是“右傾”“機會主義”。這樣的不正確認識，加之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堅持反共內戰(zhàn)和消極抗日，導致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難以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實現(xiàn)，民族救亡事業(yè)屢屢受阻。

至此，中共臨時中央的“左”傾錯誤方針仍掣肘著抗日同盟的發(fā)展，同時造成中國共產黨各項工作陷入困境。這一年，在錯誤方針指導下，發(fā)生了反對“羅明路線”斗爭和查田運動，第五次反“圍剿”也遭到失敗。

中共蘇區(qū)中央局為了全面推行“左”的政策，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打擊了一大批堅持正確意見、有實踐經驗的領導干部。時任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羅明提出“紅軍不能冒進硬打”，“應在游擊戰(zhàn)、運動戰(zhàn)中提高戰(zhàn)斗力”，“向敵軍力量薄弱地區(qū)發(fā)展”等合理化建議，卻被扣上了“動搖怯懦無氣節(jié)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帽子。2月，臨時中央作出《關于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指責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并宣布立刻撤銷羅明的省委代理書記及省委駐上杭、永定、龍巖全權代表的職務，隨即在福建開展所謂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3月，又召開了江西省會昌、尋烏、安遠三縣黨的積極分子會議，認為堅持毛澤東正確主張的鄧小平等執(zhí)行了所謂“純粹的防御路線”，開始反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所謂“江西羅明路線”的斗爭。5月4日，工農紅軍學校黨、團員活動分子會議作出《關于江西羅明路線的決議》。接著，鄧、毛、謝、古四人分別被派往農村或撤換職務。這些斗爭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為后來中共中央實施錯誤的軍事戰(zhàn)略，導致紅軍陷入困境留下了隱患。

6月初，根據臨時中央的決定，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進行大規(guī)模查田運動。查田運動本身是作為徹底肅清封建半封建勢力、鞏固蘇維埃政權的一項重要措施提出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中共臨時中央在運動中全面貫徹“左”傾土地政策，許多地方把大量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錯劃為地主、富農而加以打擊，把不少富農當作地主加以打擊，使運動產生了侵犯中農利益、消滅富農階級的嚴重后果。此舉破壞了農業(yè)生產，損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根據地嚴重缺糧，使紅軍的擴大也遇到了困難。所幸，蘇維埃臨時中央為糾正運動中的錯誤，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并批準了他起草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的文件。這兩個文件作為劃分農村階級的標準，明確了如何劃分地主與富農、富農與富裕中農，以及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等，中央要求各級政府按照這兩個文件的精神對農村階級成分進行復查，糾正了土地革命中的“左”傾錯誤。此時，毛澤東已在調查研究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素材和科學的認識，奠定了土地斗爭階級路線的基礎。他在艱苦的政治環(huán)境下，既維護大局，又實事求是，把“左”傾錯誤的損害降到最低。黨的革命事業(yè)正是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理性的決策、豁達的氣度中不斷錘煉升華、發(fā)展壯大。

比起對各項工作的阻滯和對黨內作風的破壞，“左”傾錯誤方針在戰(zhàn)時提出錯誤的軍事戰(zhàn)略則危害更大，會使黨和軍隊的革命事業(yè)遭遇重大挫折。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就是基于這個原因。

經過前幾次反“圍剿”的勝利，廣大根據地人民更加擁護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根據地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群眾基礎更為牢固。隨著全國人民抗日斗爭的發(fā)展和國民黨內部的分化，革命形勢本該趨向有利。但在錯誤方針指導下，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遭到了空前嚴重的失敗，直接造成了革命形勢急轉直下，紅軍被迫實施戰(zhàn)略轉移。

第五次“圍剿”是蔣介石準備最充分的一次：準備的時間最足，主力北路軍排以上7500余名軍官全部輪訓一遍；戰(zhàn)略戰(zhàn)術研究最細，悉心研究采用了持久戰(zhàn)和堡壘主義的新戰(zhàn)術；戰(zhàn)爭規(guī)格最高，他親自掛帥總司令，調集了嫡系部隊傾巢出動；部署軍力最多，人數(shù)多達百萬，其中50萬兵力直接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實力懸殊，又失去了毛澤東的領導，在第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國民黨部隊迅速占領蘇區(qū)北大門黎川。臨時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放棄了過去幾次反“圍剿”斗爭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御方針，照搬蘇聯(lián)紅軍經驗，先是實行進攻中的軍事冒險主義，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之外戰(zhàn)勝敵人，遇到挫折后又實行防御中的軍事保守主義，采取消極防御的戰(zhàn)略方針和“短促突擊”的戰(zhàn)術，強令裝備很差的紅軍同用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的國民黨軍隊打正規(guī)戰(zhàn)、陣地戰(zhàn)、堡壘戰(zhàn)，同敵人拼消耗。盡管當時黨內存在不少質疑的聲音，但紅軍指戰(zhàn)員依然遵循組織紀律原則，堅決執(zhí)行命令，與敵人進行了硬碰硬的殊死決戰(zhàn)。在隨后的黎川、云蓋山、大雄關、丁毛山、鳳翔峰、三岬嶂、乾昌橋和廣昌戰(zhàn)斗中，除了鳳翔峰、三岬嶂戰(zhàn)斗中苦守陣地取得小勝外，紅軍在其他戰(zhàn)役、戰(zhàn)斗中均慘遭失利。在歷次反“圍剿”中戰(zhàn)績赫赫的紅三軍團，這次遭受了慘重的傷亡，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遭受重大損失。臨時中央機械地照搬照抄別國革命經驗和“左”傾錯誤路線，使黨的革命斗爭遭遇了重大挫折。

在紅軍處于極端不利的形勢下，戰(zhàn)局似乎又出現(xiàn)了轉機。參加“圍剿”紅軍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公開宣布抗日反蔣，在東方前線掉轉槍口向蔣介石集團反戈一擊。10月26日，中共臨時中央政府及紅軍全權代表潘漢年和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在瑞金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xié)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與國民黨內李濟深、陳銘樞等一部分反蔣勢力，發(fā)動福建事變，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與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代表簽訂《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約定相互停止軍事行動，確定邊界，并恢復交通貿易關系。隨后，從福建往根據地運送了大量食鹽、布匹、藥品、軍械等物資，實際上部分地解除了對中央根據地的經濟封鎖。驚慌的蔣介石迅速從“圍剿”中央蘇區(qū)的北路軍中抽調11個師入閩“討逆”。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敏銳地發(fā)現(xiàn)，如果臨時中央能在這個關鍵節(jié)點抓住機遇采取正確的策略，在軍事上同第十九路軍進行配合，將十分有利于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

11月24日，周恩來致電中央，指出紅三、紅五軍團應趁敵不備側擊蔣介石入閩部隊；張聞天認為，應在軍事上與第十九路軍采取配合行動；毛澤東向臨時中央建議將戰(zhàn)略防守轉變?yōu)閼?zhàn)略進攻，以紅軍主力突破敵軍圍攻線，突進到蘇浙皖贛地區(qū)，與敵軍“換防”，威脅敵之根本重地，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碉堡主義”與紅軍所處的困境。

但博古等認為蔡廷鍇等的抗日反蔣行動是“欺騙群眾”，又害怕丟失中央革命根據地，拒絕采納上述意見，依然采取了消極防御的方針，在內線作戰(zhàn)。最終，孤立無援的第十九路軍在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瓦解，到翌年１月，歷時53天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失敗，蔣介石繼而完成了對中央根據地的四面包圍。

中共臨時中央的“左”傾錯誤，導致在軍事上沒有給第十九路軍以應有的支援，傷了同盟者的心，從而既喪失了與國民黨內抗日反蔣派結成聯(lián)盟的機會，也使紅軍喪失了打破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戰(zhàn)機，完全陷入戰(zhàn)略被動。

盡管“左”傾錯誤使黨和紅軍的處境陷入極度的被動，但黨在這一時期依然對各項工作進行了諸多積極探索。

積極推進根據地經濟建設。除軍事“圍剿”外，國民黨對付蘇維埃政權的另一主要手段就是經濟封鎖，這客觀上也加劇了共產黨內“左”傾錯誤方針的推行。中央根據地和其他一些根據地逐漸出現(xiàn)工商業(yè)凋零、日用品囤積居奇、部分地方缺糧饑荒等局面，蘇維埃臨時中央意識到，只有積極進行經濟建設，才能打破敵人封鎖，穩(wěn)定并改善人民生活，為進行反“圍剿”斗爭積累下良好的群眾基礎和物質條件。2月，臨時中央政府決定設立中央、省、縣三級國民經濟部，下設對外貿易局，同國統(tǒng)區(qū)開展貿易活動，此舉后來甚至為國民黨所效仿。8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qū)南部17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毛澤東作了題為《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提出了黨在農村革命根據地進行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政策，論述了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開展經濟建設的重要意義。根據地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生產采取國營事業(yè)、合作社事業(yè)、私人事業(yè)共同發(fā)展且以前兩者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成分，目的在于切實解決群眾的生產和實際生活問題。蘇維埃政府積極動員和組織群眾開展互助合作運動，有組織、有計劃地調劑勞動力使用。經過努力，各根據地逐步形成了一種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雛形。

大力開展文化建設。在簡陋的物質條件下，根據地克服困難進行了一些文化教育建設。中央根據地創(chuàng)辦了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主要培養(yǎng)黨、政、工會干部，還創(chuàng)辦各類專業(yè)類學校、夜校、補習班等，培養(yǎng)各個方面的干部和技術人才。根據地的新聞出版事業(yè)也逐步建立和發(fā)展起來。文化工作者逐漸認識到教條主義、關門主義的危害，開始實行策略上的轉變，通過黨外多種渠道開展活動，使工作能夠有效擴大范圍，并持久地開展下去。在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一度被國民黨當局限制和查禁的各種進步文化作品得以面世，馬克思主義宣傳和革命文藝創(chuàng)作重新恢復，一大批號召人民奮起抗日救亡的文藝作品發(fā)揮了戰(zhàn)斗號角作用，推動著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社會科學工作者翻譯和出版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并開始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社會科學研究實際逐漸結合，同時積極傳播各種社會科學知識。左翼文化力量還逐步打入中間性報刊，甚至國民黨當局的各種報刊中，他們還打入電影公司、唱片公司和出版發(fā)行機構，逐步占領和擴大宣傳陣地，極大影響了城市各階層人民尤其是知識青年，為革命起到了很好的動員作用。

持續(xù)加強作風紀律建設。黨和紅軍中盛行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促使毛澤東開始更深入地思考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對黨的事業(yè)的極端重要性。為抵制將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lián)經驗神圣化、庸俗化的做法，總結蘇區(qū)革命斗爭和政權建設的經驗，11月，毛澤東先后到江西興國長岡鄉(xiāng)、福建上杭才溪鄉(xiāng)進行調查工作，找到了農村革命根據地創(chuàng)建過程中遇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及其解決辦法，糾正了蘇區(qū)一些黨員干部脫離實際亂發(fā)議論、脫離群眾盲目瞎指揮等不良傾向，在黨和紅軍中，初步形成了理論聯(lián)系實際、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針對蘇區(qū)存在的貪腐作風，12月15日，毛澤東簽署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個反腐法令——《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對貪污腐敗行為規(guī)定了具體的懲處標準，對腐敗分子產生了極大的威懾作用，也使蘇區(qū)的反腐敗斗爭有法可依。

1933年，中國共產黨困難重重，風雨飄搖。在民族危難面前，國民黨內部出現(xiàn)分化，“剿共”與“聯(lián)共”的力量并存造成了政治局面的復雜動蕩。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者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新變化，沒有認識到國民黨內部也存在分化，因而片面主張?zhí)K維埃政權與國民黨政權的對立甚至決戰(zhàn)，從理論上實踐上對共產國際盲從照搬。共產國際本身存在理論的不完備和組織的缺陷，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又嚴重脫離中國實際，最終導致了革命的重大挫折。

1933年，革命事業(yè)在錯誤路線的干擾下仍在艱辛探索。艱難困苦孕育著偉大轉折，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恰恰源于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后，共產黨人在對真理的不懈堅持和探索中，開創(chuàng)了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壯舉——長征。毛澤東重回核心，他帶領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回到正確的軌跡，在艱難險阻的革命征途上繼續(xù)追尋抗日救亡和人民解放的希望之光。